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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當前信訪工作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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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8-22 來源:縣政府辦公室作者:紀社河

  信訪制度是公民表達訴求的重要渠道,也是實現和維護公民權利的具體形式,在充分發揚民主、了解社情民意、維護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近年來,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各種利益關系在調整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新矛盾,公民信訪方式和心態隨之呈現出非理性趨勢。特別是一些涉法涉訴類案件的當事人寧愿通過信訪渠道尋求解決,也不愿走司法訴訟渠道,信“訪”不信“法”的現象比較突出,凸顯了新時期信訪制度體系和法治環境面臨的困境。筆者通過對當前我縣信訪工作進行的實地調研和親身參與,對破解信訪工作存在的瓶頸產生了一些想法和思考,僅供諸位參考。

  一、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信訪制度功能扭曲。根據我縣有關統計數據顯示,當前公民涉法涉訴類信訪占信訪總量的比例仍然較高,特別是涉及政府行政執法、農村征地、城市改造拆遷和企業改制等行政訴訟類信訪占了很大比例。由于涉法涉訴類信訪關系到基層群眾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政府的行政行為和司法機關的執法效果,影響面大,稍有不慎,將“牽一發而動全身”,直接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涉法涉訴類信訪問題已經成為基層群眾關注的熱點、社會矛盾糾紛的焦點,也就成了司法工作的難點。但是,當事群眾繞開以司法訴訟維權的法定渠道,一味尋求信訪渠道解決問題,賦予了信訪制度謀求矛盾糾紛解決和實體權利救濟的超強功能,信訪制度本身具有的密切聯系群眾和反映社情民意的本體功能已被弱化。導致現實中的“信訪”已非《信訪條例》所界定的信訪,也遠遠超出了信訪機構本身的職能權限,最終將信訪制度的功能扭曲和異化,逐步演化成為超越了司法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和公民維權機制。

  (二)司法資源造成浪費。近年來,縣內涉訴類信訪問題的增多,顯示了公民對司法公正的極度期盼。誠然,少數涉法涉訴類信訪事件是由于司法機關人員執法不公造成的(如冤假錯案),但多數是因為訴訟敗訴或者對國家法律法規誤解造成的。當事人為了挽回官司,尋求所謂理想中的“公平正義”而纏訪、鬧訪、越級訪,繞開了司法訴訟程序的維權途徑,將問題的解決寄托在信訪這一渠道,損害了法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三)案件陷入惡性循環。總體來看,可以認為公民選擇信訪的心理應當是理性的,對信訪方式的選擇也應當趨于理性。但隨著民主和訴求的意識不斷增強,一旦牽涉到個體切身利益,訴求愿望便異常強烈,公民涉法涉訴類信訪的方式和心態也呈現出非理性趨勢,具體表現為幾個多:一是“群體訪”不斷增多。當事人少則三五人,多則成群結隊成十上百甚至幾百號人上訪;二是“重復訪”不斷增多。當事人一次上訪不行,多次前來政府要說法,甚至“纏訪”和“鬧訪”。三是“武力訪”不斷增多。不少當事人甚至認為鬧得越厲害越能引起領導重視,問題越容易得到解決,持有“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非理性心態,利用激烈手段信訪的越來越多,導致步入“初訪→重復上訪→武力訪”的惡性局面,不但引發了新的社會矛盾,影響了干群關系,而且造成了新的隱患。

  二、主要原因剖析

  (一)傳統觀念影響。傳統“人治”觀念意識助長了信訪情緒。縱觀中國信訪制度演變的歷史,無論是古代的“攔轎喊冤”,近代的“上書請愿”,還是當代的“領導批示”,都是寄希望于當權者為百姓做主伸冤,體現的是傳統的“人治”模式痕跡。加之現實社會客觀存在的一些司法不公和個別領導干部干預司法獨立等現象也令許多人懷疑法律的公正和權威,導致部分民眾始終認為政府比法院“管用”,領導“批示”大過“法律”。如此觀念,便極大地助長了信訪者的信訪情緒,遇到糾紛和矛盾不找法院找政府,大事小事都要上訪,即使是已經進入司法訴訟程序的案件也要跑到政府機關上訪。更有甚者,遇到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無論有道理還是沒有道理,就糾集相關人員甚至無關人員上訪鬧訪,甚至圍堵政府大門,向政府施壓以求達到目的。如2018年某地發生的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家屬因肇事方無賠償能力,盡管已經在法院提起了訴訟,仍然反復到縣政府群體上訪,要求縣政府給予其不合理的、臨時救助以外的經濟賠償。對此,筆者認為,公民針對訴訟案件的上訪,屬于法律的申訴,都是訴訟行為,應該依照法律規定進行,不應盲目,這種“期盼以人治的力量實現公平和正義”的過激行為,無疑會對法治產生負面影響。

  (二)司法體制影響。司法維權是公民最主要、最有效的權利保障途徑,但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部分法律法規已經無法有效解決新涌現的社會糾紛和矛盾。僅從我縣實際來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土地被征收、房屋被拆遷,過去在《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中未進行明確的事項就造成了很多歷史遺留問題,這也是諸多重復訪案件無法徹底解決的主要原因。同時,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很多政府行政行為難以真正納入司法審查渠道。比如:大量存在的抽象行政行為難以進入司法審查途徑。雖然制訂了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和賠償制度,但是,受制于行政訴訟立案范圍,司法機關可能會以各種理由和借口不予受理立案。即便是行政訴訟案件進入司法訴訟渠道,經過努力在程序上和道義上解決了行政爭議,但在實踐中由于執行經費、人力、人情干擾等各種制約因素,實際執行起來就打了折扣,甚至無法執行落實。

  (三)維權成本影響。公民采取法院訴訟維權需要的各類成本,如律師費用、訴訟費用、案件審查時間等等,都是剛性的、有約束性的,從申請行政復議、勞動仲裁還是行政訴訟等具體情況來看,必須要面臨案件的受理、立案、取證、調查和審理過程,往往還要涉及一審、二審和執行等若干環節,整個過程經常會延續較長時間,還有可能面臨敗訴的結果,這是大多數維權民眾無法接受的。相反,大多數信訪維權只需要“帶著材料門口鬧一鬧”,無論從時間成本、還是金錢成本,信訪維權無疑是“劃算的”,這也是造成信訪案件逐年增多的主要原因。

  三、對策建議

  (一)轉變觀念,規范公民維權方式。眾所周知,公民權利的保障和維護可以既尋求新聞媒體的幫助,必要時也可以依照各類法律法規來主張。但從現實情況來看,部分群眾涉法涉訴案件越級重復上訪、纏訪、鬧訪等行為都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健康和損害社會公共安全秩序為代價來維權。由此可以看出,部分公民法治意識仍然存在著重大誤區。對此,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加大法治宣傳教育的力度,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識,保證公民信“法”用“法”,逐步規范維權方式,以理性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降低成本,保證當事人“打得起”官司。要破除依法維權成本過高的問題,深入結合國家放管服改革措施,進一步簡化有關民事、行政訴訟程序,試行推行簡易仲裁和訴訟方式,切實降低維權成本,使人民群眾在維權過程中能“打得起”官司。例如,設立農民工討薪“綠色通道”、非法集資訴訟“綠色通道”等等。

  (三)健全體制,引導爭議進入法定渠道。政府在重視信訪工作的同時,應減少各級領導的直接批示,增加指導、協調等內容,將各類爭議逐步引導到解決的主渠道上來,避免出現“有領導的批示就能解決”的思想蔓延。一方面,要進一步優化當前的法治環境,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執行機制,全面捍衛法律的權威性、獨立性和有效性,讓法律真正變得可及、管用,值得信賴托付。另一方面,必須杜絕單純依靠領導批示、制造轟動效應(如自焚、跳樓等)引起官方和社會重視等非法定解決渠道,千方百計將群眾反映的問題引導到法定渠道上來進行解決。

  (四)科學決策,切實斬斷信訪源頭。從現實看,在許多信訪事件的背后,個別基層政府的確存在著不科學決策、不規范執政、缺位和越位現象,滋生了新的“信訪源”。比如,由于政府規劃不科學、公民個人住房審批監管不到位,引發的征地拆遷等。為此,必須進一步堅持科學決策、依法執政,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糾紛和矛盾發生。一方面,要始終堅持預防為主、調解為先的原則,及時暢通民眾的訴求表達主渠道,最大限度地維護和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要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注重科學規劃,統籌安排好城市與農村、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企業改制與職工利益等關系,將一切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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